一死人，崔永强就能捞钱。

　　“每火化一具遗体，殡葬公司从治丧补助费中给他100元提成。” 

　　“每销售一座公墓，殡葬公司按售价的1%、2%、3%给他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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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贵州省沿河县，殡葬管理局被看成清水衙门，但担任该局副局长的崔永强一直在悄悄地蚀、偷偷地腐。 

　　2012年10月至2015年7月，崔永强大肆从死人身上捞钱。2017年7月，崔永强被沿河县纪委作为“小官大贪”典型案例通报曝光。 

　　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加大对“小官大贪”、侵吞挪用、克扣强占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查处力度，对那些胆敢向扶贫等民生款物伸手的要坚决查处。 

　　“小官”是怎样“大贪”的？ 

　　“小官大贪”案曝光后每每刷新公众预期。人们难以想象，一个个“小官”何以能贪那么多！论级别，在家中被搜出1.2亿元现金的北戴河供水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不过副处级，伙同他人侵吞9400万元公款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李华波也只是一个股长。 

　　他们工作岗位的“含金量”却不容小觑。“水老虎”马超群有句狂言：“不给钱不通水，给少了就断水”。至于李华波，更是一度掌管鄱阳县财政局每年一亿元左右财政资金的使用。

　　“巨贪的‘小官’，大多岗位关键、权力特殊，还有就是长期身处一个岗位，对所负责领域十分了解。”海南省澄迈县纪委潘丽珠说。 

　　广西“小官”丘朝阳就是典型。不久前，这位女科长因所敛钱财超过很多落马省部级官员而受到关注。她的“敛财术”说来并不高深，就是将虚开的发票混入正常公务开支产生的发票一同报账，持续8年非法套取3680多万元公款。 

　　据南宁市纪委有关干部分析，丘朝阳能“养大”，主要因为她多年担任南宁高新区管委会接待办主任，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后仍分管接待办，长期处于关键岗位，尽管级别不高，但掌握的权力相当集中。 

　　小官大贪者，有的是“一口气吃成胖子”，如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道东滩社区原主任于凡，其单笔受贿额最高达5000万元，但更多还是靠多次、长期蚕食。 

　　“小官手中的权力往往不能直接进行‘大宗’权钱交易，他们多是利用职务之便主动伸手，这种‘小额’贪腐不易暴露，但蚂蚁搬家，日积月累，一旦被查，就是大贪。”海南省昌江县纪委漆振兴说。 

　　在湖南益阳，就有一条“蚕食虫”——桃江县桃花江镇财政所副所长陈刚。他靠截留惠农补贴“发财”，手法隐蔽，单笔“拔毛”金额小，数额最小的只有2角7分。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他先后在2万余名农户身上“拔毛”，前前后后6万多次，蚕食金额累计达77万余元，“蝇贪”摇身一变成“象贪”。 

　　类似的，还有海南省昌江县教育局原局长符军。2011年至2014年，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505万元，后其主动退赃款项竟高达721万元。因权钱交易次数太多，符军已记不清其中226万元贿赂款的来源！ 

　　“贪欲的雪球越滚越大，是因为有让他滚大的环境” 

　　一些腐败分子警觉性高，作案手段隐秘，贪到巨款后藏而不露，客观上降低了暴露的风险，增加了监管的困难。比如于凡，他通过变更所办企业股东、伪造借款协议等方式掩盖贪腐事实，可谓机关算尽；比如符军，他将私下收受的贿赂全部寄存在弟弟家中，全家日常开支毫无奢华迹象，自己平日里俨然一副业务精湛、待人谦和的教育局局长形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腐败分子就毫无破绽。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些单位，制度漏洞大得连牛都穿得过，更别提小苍蝇了！ 

　　“小官能钻到空子，贪欲的雪球越滚越大，主要还是因为有让他滚大的环境。”海南省万宁市纪委黎德智说。 

　　丘朝阳套取公款赤裸裸，就有她所在单位的“神助攻”：审了发票的真假，却从未审过公务接待的真假；报账的钱违规转到了丘朝阳的个人账户，而不是直接转给了商家；没有认真把关，领导就签字同意报销……丘朝阳案发后，南宁市高新区党工委原书记黄润斌，高新区管委会财政局原副局长、结算中心原主任王启庆等人也都受到处理。 

　　还有更“离谱”的。 

　　海南一会计挪用公款376多万元，被挪单位达5家以上，直至案发仍浑然未觉！这个名叫李蕖的会计在空白支票上偷盖单位公章和领导私章，虚填金额，套出单位公款。被套单位包括县卫生局、扶贫办、彩票部、海尾镇中心学校、石碌镇学校等。在对专户资金管理上，这些单位既没有委托过他人，也没有与李蕖对过账，对她平时不做报表等行为也从不过问。可以说，正是他们的玩忽职守，导致李蕖套取公款如探囊取物。 

　　浙江省台州市枫山村出纳姚巧巧为满足本人及情人挥霍需求，挪用村集体资金达388万余元。月底银行要出对账单，她的情人就用PS技术篡改对账单蒙混过关。纪委查处时发现，该村财务管理存在严重漏洞，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监督缺位，管理混乱，决策财务人事制度不健全，工作程序不规范，长此以往，贪欲就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海南省万宁市纪委黎德智说。 

　　堵住“小官”通向“大贪”的“滑梯” 

　　北京加强“小官大贪”查处力度，广东集中整治“小官大贪”，湖南长沙通报6起基层“小官大贪”典型案例……一段时间以来，各级纪检机关落实中央纪委全会要求，采取一系列举措，严查“小官大贪”问题。 

　　针对已查处案件暴露出的问题，纪检机关还不断改进方式方法，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 

　　今年4月，湖南省浏阳市文光村党支部委员兼报账员陈德辉被立案审查。一度颇有口碑，如今贪腐被查，陈德辉的堕落，始于一次“贪小”的得逞。 

　　据执纪人员透露，自从在村环卫支出项目中私造2000多元工资费用得手后，他“贪小”的毛病开始膨胀。一次，他贪占小额资金暴露，仅被内部纠正，未受任何处分，组织上甚至一句“重话”都没给他。2014年至2016年，陈德辉利用报账员职务之便，虚构苗木、水泥及运输发票，共计侵占集体资金45万余元。 

　　“许多案例显示，‘小官大贪’违纪初期是有迹象的，但往往无人监管，直到‘大贪’才介入打击。”浏阳市纪委吴小丰分析认为，“小官”不易成为重点监督对象，往往被忽略，要避免“纵蝇成虎”，必须层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从紧盯重要岗位到覆盖全体党员，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大日常监督力度，堵住小官通向大贪的“滑梯”。 

　　高压惩贪可减少腐败存量，对基层而言，担起管党治党责任，堵塞制度漏洞，同样迫在眉睫。 

　　一些地方把立规矩、建制度作为抓“小官大贪”专项整治深化提升的重要举措。针对案件中暴露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长沙市纪委督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30多项，避免“牛栏关猫”，让“小官”难以进行“暗箱操作”。 

　　“管住今天的一只‘苍蝇’，既可能消灭一只明天的‘老虎’，更能护一方百姓、赢一方人心。我们须臾不可懈怠、丝毫不能放松。”海南省澄迈县纪委潘丽珠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韩亚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