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自陕西延安报道

       蓝天白云下，宝塔巍然耸立。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13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镌刻着党的苦难与辉煌。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行走延安，感悟这片热土上的故事、精神、信仰，感悟我们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实践，我们找到了答案。

　　“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以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中国革命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我们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

　　走进杨家岭革命旧址，毛泽东同志旧居内，书桌、书架、笔砚、油灯、躺椅、水瓶，处处是历史的讲述。

　　面壁黄土，一盏油灯，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思索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毛泽东选集》4卷共收入文章159篇，包括《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在内的112篇，都写于延安的窑洞里，仅在杨家岭窑洞中就有40篇——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思想的光芒伴着窑洞的灯火，照亮前行之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党中央没有放松对干部的教育培训，专门设立了“干部学习节”。“吃小米饭，攻理论山”，成为延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加上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许多人在延安这座熔炉里冶炼锻造、祛除思想的杂质，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

　　毛泽东旧居不远处，是中央大礼堂旧址。在中国人民面临着光明和黑暗两种命运和前途抉择的关键时刻，党的七大在这里召开了。

　　旧址会场内，刻印着七大代表的名单。从革命根据地、从国统区、从沦陷区，山重重、路遥遥、水迢迢，风尘仆仆赶来，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国121万党员。

　　七大一开就是50天。讲解员介绍，七大原拟会期较短，没有安排那么多发言、议程。但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是的，距离上一次党代会，已经足足17年。这17年，建设苏区，开始长征，穿草鞋、吃糠菜，爬雪山、过草地，血战湘江，遵义会议，抵达延安，全民抗战，百团大战，延安整风……有多少坎坷，多少感慨，又有多少浴火重生，多少凤凰涅槃？

　　中国共产党从血与火中，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大礼堂内，主席台的陈设十分朴素，只有几张条桌和十几把木椅。顶端的石拱上，挂着一幅巨大横联：“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从延安到全中国，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充分证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距离杨家岭革命旧址不远，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纪念馆西一展厅内，“延安时期廉洁建设”专题展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看。他们中，有党政机关干部，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或感悟，或求知，或“寻根”，或敬仰。

　　专题展由延安革命纪念馆主办、陕西省纪委监委宣传部和延安市纪委监委协办，聚焦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从严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系统梳理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内容，7月10日开展以来，累计接待党员干部420批1.2万人次。

　　在“延安时期的铁规矩硬杠杠”展区，讲解员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1940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要去延安马列学院上课，在延河桥头，碰到了教务处长邓力群等4人。得知邓力群是专门来迎接的，毛泽东连声说：“这样做不好，要不得。”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革命，就要和旧制度决裂，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风问题，创造性地运用整风形式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赢得人心。

　　“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一律实行“五项规定”。大到窑洞、马匹，小至煤油、纸张的分配与使用，都有明确规定、严格要求。

　　当时的延安，没有“特殊公民”，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以模范行动树立榜样，极大地增强了边区军民克服困难的信心——

　　毛泽东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年过五旬的朱德同身边工作人员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任弼时带病坚持工作，每天伏案15个小时以上，用磨秃的钢笔尖写文件，蘸墨水的笔杆裂了用胶布缠紧，办公桌抽屉里常年备着旧报纸裁成的便签纸……

　　行走在展厅内，驻足、端详、凝思。延安作风和西安作风的差异，体现在“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鲜明对比上，体现在“十个没有”和“五子登科”的鲜明对比上，体现在“一盆鸡汤”和“一席百元”的鲜明对比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融汇在窑洞内外朴实的作风中，塑造了崭新的政党形象，成功地将自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赢得了民心，凝聚了力量。

　　作风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关系成败得失，党的百年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

　　在“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展区，展出了毛泽东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

　　“当时厉行廉洁政治，处理违纪违法案例从来不因功劳职务搞‘双重标准’。”讲解员由此开始讲述黄克功案。1937年10月，抗大三期第二大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学员刘茜。此案在延安乃至全国引起轰动。如何处理此事，关系着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当时，很多人为黄克功求情——黄克功虽然只有26岁，但资历很深：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待判决时，黄克功上书毛泽东，恳求戴罪立功。

　　纪律规矩面前没有特权，黄克功最终被判处死刑。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信中写道：“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沿着展厅向前走，就来到了肖玉璧案的场景复原。

　　在黄克功被执行死刑4年后，陕甘宁边区又查处了肖玉璧贪污案——这名身上留有几十处伤痕的老红军，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无视法纪，滥用职权，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偷偷倒卖出去牟利。

　　“我们要严重地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解放日报》的评论，让人深思。

　　严惩黄克功、肖玉璧，延河岸边的两声枪响，彰显了我们党正风肃纪、反腐肃贪的坚强决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治理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造就了闻名中外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广大群众梦寐以求的“廉洁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成为现实。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1945年夏，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对话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离开延安没多久，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书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斗转星移，80年过去了。确如他所观察，中国共产党始终在“要好”，在“求进步”。当年的“窑洞之问”，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止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因为今天，历史回溯如此生动；因为历史，今天我们充满自信。